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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电子数据搜查是近年热门侦查手段之一，但我国却未在大数据时代对电子数据搜查作出立法上的回应。因此，为验证电子数据搜查规则构建的可行性，有必要从传统搜查的概念和特征出发，探寻电子数据搜查的行为模式、内涵、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思路。电子数据搜查之行为性质、功能、本质与传统搜查有高度相似性，可以将传统搜查扩张解释至电子数据搜查，也可以利用传统搜查的规制方法来约束电子数据搜查。但问题是，我国的电子数据取证措施中存在大量的“变相搜查”，而且电子数据搜查在实践中会面临难以当场判断关联性、严重侵害公民权利等困境。为解决以上问题，须通过比例原则对电子数据搜查行为予以规制，同时在此前提下运用法律保留原则对公民权利予以事先保护，然后完善、变造传统搜查的搜查证制度、见证人制度，以完成电子数据搜查的制度构建。

　　内容提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设计剧本、伪造图片、合成语音等功能，现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的重要犯罪工具，由此带来了犯罪资源自动化生成、犯罪手段精确化实施等一系列的问题。侦查机关需革新侦查思路，将技术理论前瞻与犯罪治理相结合，在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犯罪风险的基础上，以犯罪分子所处的“使用端”视角进行深入探究，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犯罪效能。在明确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四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非法运用情景后，有针对性地改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警模型，调整案件线索、证据收集方向，建立完善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预防、识别、控制机制。

　　内容提要：网络安全是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的基础。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网络安全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网民安全意识的提升，网络安全形势持续向好。然而，随着网民数量的持续增加以及网络在各行业领域的广泛深入应用，一些不法分子为追求自身利益做出破坏网络安全的行为，扰乱了网络安全秩序和环境。因此，网络安全治理仍然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国家安全治理的重点。同时，考虑到网络安全问题产生原因过于复杂且涉及主体相对较多的实际情况，网络安全协同治理应当成为网络安全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此，文章在分析网络安全协同治理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当前协同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结合问题提出了协同治理的路径，包括不断夯实网络安全协同治理法治基础，丰富网络安全协同治理经验，健全网络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增强网络安全协同治理资源整合能力，以期能为网络安全协同治理实践提供参考。

　　内容提要：《民法典》赋予公安机关相当广泛的民事管理和服务职责。《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公安机关的执法办案工作和民警的处警能力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前，公安机关贯彻实施《民法典》面临着知识储备相对不足、执法理念存在偏差和媒体应对能力欠缺等问题和挑战。推动公安工作理念升级，切实涵养民警民法素质，规范民警执法行为，提升舆情应对处置能力，既是公安机关贯彻实施《民法典》的内在要求，也是有效遏制网络涉警舆情滋生蔓延的必要举措。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加速，中国留学生人数迅速增长。然而近年来，涉及政治安全风险、治安刑事安全风险、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和种族宗教文化风险等因素的多起中国留学生的安全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海外留学生之所以容易成为合适的犯罪目标，是因为海外留学生外貌特征的易发现性、行为习惯的可接近性和可预测性、经济条件的高价值性所造成的。优化日常行为模式、加强留学生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强化双边领事条约以及构建协同预警与应急机制等策略可以降低留学生成为犯罪目标的风险，保护中国海外留学生的安全。

　　内容提要：惩罚性赔偿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其规范意旨在于实现“惩罚”这一目的。法律规范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限定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食药安全以及生态环境领域的原因在于这些领域的侵权行为具有分散性，既往以填平原则为指导的民事责任无法实现有效规制。罚金与惩罚性赔偿金的共通性在于惩罚性，从违法行为人的视角来看，二者为其带去的痛苦一致，如果同时适用且不进行折抵，则将面临“双重处罚”的危险。过罚相当原则的坚守也要求二者进行折抵。惩罚性赔偿适用的领域与违法一元论具有天然亲近性，在法秩序统一性的视野下，该领域民事侵权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之间仅存在量的差异的特征，这也要求同为发挥惩罚作用的罚金与惩罚性赔偿金之间进行折抵。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普通程序的正当化改革、犯罪案件的剧增以及犯罪结构的变化，我国司法系统面临着繁重的案件压力，建立多种简化的诉讼程序势在必行。但是普通程序的简化意味着被追诉人权利的克减和真相发现功能的减弱，必须具有正当的理由。被追诉人的权利放弃、犯罪事实的明确性、犯罪性质的特殊性、被害人的权利放弃、罪行轻微是简化程序的五种正当因素。基于不同的正当性基础，这些因素所能简化的程序内容和限制也有所不同。不同简化因素的组合可以形成简化程度不同、简化内容不同的多种简化程序。我国的程序种类结构目前存在较大缺陷，不仅程序种类较少，而且速裁程序相比简易程序没有独特性，无法回应“轻罪时代”的犯罪结构变化和案件剧增压力。为此，我国有必要基于不同的正当理由，建立多元的简化程序。

　　内容提要：诈骗行为的判断不是固化的，需要根据行为主体作出不同认定。由于民事主体、商事主体和行政机关存在天然的能力差距，进行区分认定不违背平等原则。商事主体的营利性、商业性决定其以完成交易为主要目的，商业行为中存在的一般夸张不是诈骗行为，而是具有社会相当性的日常举止。相较而言，民事主体的缔约能力较弱，应限缩不作为诈骗的成立，对于利用系统漏洞、薅羊毛的行为应予以出罪。行政机关作出行政给付行为时，其目的是实现公共福利，当申请人或行政相对人部分文件的造假行为无碍目的实现时，不属于诈骗行为。

　　内容提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认定，处于行政法和刑法的界槛，本应接受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双重审查，实质上却被排除于两者的审查之外。作为双面性存在的行政认定，既是刑事司法权的一个载体，它介入刑事司法之后而成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又是行政权的一个载体，因而它具备行政法上行政决定的性质。避免行政认定使行政犯沦为“废除或者限制自由”的入罪口袋需要架构一座穿越行刑鸿沟的桥梁。于此，根本之路径应允许利害关系一方在刑事程序之外另开行政诉讼审查；第二条路径，是在当下刑事程序之内引入行政诉讼的审查规则，由刑事审判法院按照行政诉讼的审查规则审查行政认定，从而改变当前行政认定拘束刑事判决的现状。

　　内容提要：缘坐制度是我国古代一种以家族为基础的刑罚归责方式，其实效是使犯罪者和其一定服制内的亲属连带受罚，体现出中国古代法中“罪人以族”的传统思想导向。然而到了魏晋时期，缘坐制度在刑罚强度和株连范围上相较前代都呈现出限缩的态势。可以认为，该变化与这一时期法律儒家化的进步、法律形式的完善以及宗族关系发展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通过对比数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缘坐案件，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当今法治建设中应该平衡“罪责自负”原则和社会性连带责任制度的规制作用。

　　内容提要：“首违不罚”制度是地方探索如何优化行政执法方式的产物，因在实践中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以正式的法律条文规定该制度，该制度进一步放宽免于处罚的条件，提高了全社会对行政处罚的认可。道路交通安全领域落实《行政处罚法》“首违不罚”制度主要表现为出台“首次违法警告清单”和“轻微违法免罚清单”。然而两个清单在实施中却存在部分地区未主动公开清单、突破立法体制中立法层级、各地适用条件不一等诸多问题。为了充分发挥“首违不罚”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应由更高位阶的法律法规统一“首违不罚”的适用条件以符合立法体制，通过行政执法机关单独出台并公开两个清单规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通过明确“首违不罚”适用条件中的因素避免适用条件认定不一。

　　内容提要：面对当前国际反治理能力不足的危机，世界反机构陆续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方案，但世界反机构独立化改革深受桎梏由来已久，尤其是“监守自盗”的困局依然需要进一步破解。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为破解当前困境，构建国际反新模式提供了科学的中国方案。世界反机构作为由不同类型股东构成的多股东、多层级组织，当面对比较复杂和动荡的外界环境时，更适合采用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治理责任的“新型蜂窝状治理结构”，因此建立由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理事会，构建扁平化的管理结构，创建更丰富更开放更灵活的治理参与机制，理顺理事会、执委会和委员会的彼此关系，配置防止股东权利滥用的预防救济机制等一系列举措，正是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国际反治理新模式构建中的贯彻落实。

　　内容提要：科技手段的应用对政府的行政与管理带来了便利，但是由于缺乏细化规范，自动化行政也给传统正当程序要求带来挑战，吞噬相对人享有的听证权、卷宗阅览权、要求处分者说明理由权和陈述申辩权等程序性权利，带来相对人瑕疵指令举证、个人数据泄露、算法歧视等方面的现实风险。一个健全的程序性权利保障机制需要从完善立法文本中程序性权利相关规范、健全执法过程中程序性权利保障机制、明晰司法过程中行政主体和归责原则、构造相对人程序性权利外部监督体系四个方面建构。处理好技术变革与行政法律秩序的双向互动关系，才能确保行政法的时代适应性，使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得到真正保障。